一眨眼，来伦敦已经快一个月，又到该说归去来兮了。

在我一生的认知中，见到父母，就等于回到了家。

读大学时，往往放假前好多天，我的心情就不安分地骚动着，就会做思乡的梦、想念家乡的山水、想念父母的笑容。现在飞来飞去，我全然没有做学生时思乡思家的骚动，心如止水中，却有一种淡淡的乡愁，和对父母的歉疚。之所以有乡愁，是因为毕竟故乡只有一个，再好的栖居地，也只是他乡，只能如陈寅恪先生的无奈，且把他乡作故乡。之所以有愧疚，因为假如当初我生活条件更好一点，或者国家的发展状态更好一点，或许我的父母不需要终老于他乡了。

好在父母的乡愁，我的乡愁，都在老人安度晚年的幸福中被画上皆大欢喜的句号，可谓一好遮百愁。

安静的花园，去年才用每小时80镑的薪资请工人修葺好，很多花草因为补种的时差，依然参差不齐。儿子坚持盖的离群索居的独立屋，成为我舒服的休闲之所，不能不说，父子连心，儿子的眼光和品味，也是很匹配我的胃口。

久违了，又看到拖着又粗又长尾巴的火红色狐狸，大摇大摆地驻足打量我这个陌生人。硕大的五颜六色的鸽子、海鸥，和我叫不出名字的鸟儿，欢叫着，在花园的草地或屋檐上起起落落。又让我想起童年时在家乡的老屋，在外公家的花园里尽情玩耍的情景。儿时的我是无忧无虑的，尽管那个时代，对于我外公我父母，已经乌云压顶了，只是我那时作为孩子不懂罢了。

客厅里，一只从公益组织领养的尚有点骨瘦嶙峋的小花猫，懒洋洋地躺在地板上，警惕地看著我这个不速之客，直到我拿出网上购买的玩具鱼，牠才一跃而起，快乐地扑向那条非常逼真的鱼。我忽然觉得，无家或没有享受过家的温馨的孩子，和这只曾经四处流浪的野猫，都像汪洋大海中的一叶孤舟，无垠草原上的一株小草，也许只有它们尝到过无家的滋味，才能真正体会到有家的温暖、有家的珍贵，和对家的渴望。当然让我们叹息的是，在正常社会，家的温馨是一种常态，孩子们已经觉得理所当然，所以温馨在他们的感受中，形同嚼蜡。这是生在福中不知福的遗憾，是很多自身经历苦难后倾尽全力对孩子呕心沥血的父母们的无可奈何的叹息。

当然温馨之家是需要经济基础的，就比如这只小猫，除了一笔不菲的领养费，每天2.8镑猫粮，每月医疗保险10镑、兽医服务费8镑，这大概相当于低保的政府补贴。或许这是一种难堪，人低于猫的待遇，让人情以何堪、让国情以何堪！所以经济是基础，一个社会解决不了民众的温饱，则这个社会基本上就只能合着物竞天择的丛林法则畸形运转。因为驱动人们思维和行为的主要欲望，都是和动物差不多的生存本能。这样的社会里、这样的世道里，你对人心的光辉是不能期望过高的。一种不甚正确的观点说：人一生中的各种问题，金钱可以解决99%，剩下的1%问题，也可以用金钱缓解。持平常心、庸俗但务实地扪心自问，也不无道理，这个话也契合了邓先生的高论，发展是硬道理。不过发展的成果要能巩固、能持续，还是需要制度保证，不然败起来也很快，这是延安窑洞里的毛论。

洗去漫长旅途的纤尘，心满意足地吃完老母亲专门为我熬煮的红豆粥。确实感到有点累，毕竟我也不年轻了。从浦东到盖特威克，因为俄乌战争绕路，居然整整飞行了一万公里出头，绕行了近一千公里。在盖特威克机场还被海关折腾了半天，看样子移民问题不仅让美国人怨声载道，也让大不列颠很纠结。就像我这样有长签的优质探亲者，也不得不接受关检的狐疑眼光。解释不清，只能让黑皮肤的官僚接通我妹妹的电话继续解释，最后仍然要我提供回程机票的购买记录。这与去年半分钟秒过的顺利，实在有不小的反差。确实，世界正在向右转。我启程之日，正是川普上任之时，这近一个月，在完全自由的资讯里，我近距离亲历到西方的历史性的天翻地覆。虽然我也能理解产生这种天翻地覆背后深刻的历史和社会成因，但我依然很惋惜，我知道更多现在或将要留学的孩子，他们所面对的融入问题和社会情绪会比过去难得多，想通过留学在西方求安的家庭，恐怕要有更务实、更未雨绸缪的预案。好在根据美国新任国土安全部部长的最新演讲，他要三个月内推出扩大合法移民的新政，这对好孩子们应该是个喜讯。毫无疑问，国家永远是一个自己优先的族群，不可能永远做慈善家。我们选择朋友会根据人以群分的原则，国家亦如此。也希望它的子民谈笑有鸿儒、谈笑有富贾、而不是往来皆白丁，往来皆无赖。古人云众人拾柴火焰高固然不错，但是要有一个前提，即至少这个“众”，应该是肯动手拾柴的勤劳之“众”，而不是好吃懒做的乌合之“众”、更不能忘恩负义的鸡鸣狗盗之“众”。一个引入移民的国家或区域，凡是移民能整体上提高居民的平均素质的，这种移民制度会促进其发展、使其更加欣欣向荣。反之、移民拉低居民的平均素质，则会每况愈下地衰败。谁也不是傻逼，诚如新任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所说，美国是山姆大叔、而不是傻逼大叔。把别人当傻逼的，最后一定会悲哀地发现，自己才是最大的傻逼。

很欣慰86岁高龄的老母亲依然精神矍铄，每天早晨，只要看到我房间的窗帘打开，就会跑到厨房为我煮好饭。每天早餐，老母亲都会细心地把牛油果切开、把猕猴桃、柿子或苹果之类带皮的水果去皮切成小片，每天还要给我剥两个煮好的五香蛋。我和老妈开玩笑，说妈妈你不能把我当猪喂，我已经够胖了，真的吃不下。这时老妈总会乐呵呵地说，吃不掉就剩着，记得你小时候最喜欢吃五香蛋，那时没条件，现在有条件了，就多吃一点。每当这时，我心里就有一股暖流，会情不自禁地酸酸地往眼睛里涌。

我也老了，所以我能理解老母亲的心情。古人云，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其实人越老，心里的怨和恨就越少，更多的是想把自己人生的缺憾、歉疚尽可能弥补回来。老母亲大概是想弥补让我这个儿子少年时饿过肚子的这种缺憾吧。所以我总努力着，在老母亲微笑地注视下，把给我准备的食物狼吞虎咽地吃得干干净净。

再到教堂的安息地看望了老父，我的心就彻底落地了。除了儿子，我又见到了在这个世界上我的所有最亲的人了。

静静地聆听教堂那悠长孤独的钟声，听着老妈唠唠叨叨地回忆老父亲临终的那些重复了多遍的令人泪下的细节。我又想起老父亲当年的孤独和艰难，和从容不迫面对的音容笑貌。

我们这个家庭总体上是父系主导的模式，所以只有面对老父时，我才能理性地、清楚地梳理出这个家庭的得失和悲欢、传承和精神。

而后，除了应酬和观光，有空我基本上就呆在我的屋内，每天面对着花园草地，处理国内业务、写自己的人生回忆，享受极速没有限制的网络。累了就久久凝望窗外的草坪，看起起落落飞翔的鸟、看神头鬼脸觅食的小动物。每当这个时候，我的心情就特别地恬静。

零九年，我在华盛顿DC，在林肯纪念堂，在韩战和越战纪念碑，在阿灵顿公墓，处处看到从树洞里鬼头鬼脑钻进钻出的无数小松鼠，一点不惧怕游人，心里就有很多感慨。

动物不怕人，是因为牠有安全感，认为人不会伤害牠。我以为，动物的安全感，这种对人类的信任，不是靠说教、靠信誓旦旦的保证，而是累积同类无数次经验教训，经过一代又一代传承这种经验所形成的基因进化。

人类历史，就与自然、与动物的关系而言，其实就是一部人进畜退的历史。从人与动物在大自然中，从相互的不信任、互为食物链的相互厮杀，到人类彻底战胜动物，把动物赶到越来越人迹罕至的远山深林。然后我们迎来了人与人、国与国之间的更加持续惨烈的相互厮杀。

我一直很渴望人与动物之间的相安无事，以及人与人之间的相安无事，这是一种生态的和谐，一种人性的和谐。我觉得、相互尊重相安无事、抑或绝对服从绝对管控，是文明和野蛮的本质区别，归根到底我们的制度，究竟是想建立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人与自然与动物的和谐，还是人定胜天，极少数人像征服动物世界一样征服大多数人。当我走到草坪上，看到小动物如惊弓之鸟一样远窜，我就在想，绝大多数老百姓看到极少数统治者时，在心态上不也是如同这些可怜的小动物，也如惊弓之鸟。除了恐惧，可能还充满着仇恨。所以，不安全是双向的，老百姓没有安全感，统治者也未必就有安全感，你防我如贼，我恨你如寇。这样的生活，其实对大家都没有意思、都没有成就感，所以上位者只能从财富和女人身上找寻成就感。

尊重每一个物种，每一个族群的习性，而不要强求一致，这是生态和谐的前提。我小时候总觉得蚂蚁可怜，就这样可怜地穷其一生，不断地忙忙碌碌，找寻腐变的食物。你看到蚂蚁们发现一个死苍蝇或者一个馊饭粒，马上就会疯狂地招呼同伴，然后浩浩荡荡形成一条长长的蚁线，前呼后拥把这些可怜的食物搬回蚁穴。同样我们看到可怜的猪，安详地生活在肮脏的猪圈里，吃着令人恶心的泔水物，最后被人绑上案板，顺从地成为我们腹中的美食。

我长大了，慢慢明白，虽然我们都是人，但是人其实也是分群的，甚至有点残忍地说也分物种的。你看强权者，就好像那些雄踞高山的狮虎豹，他们强大而高深莫测、所有的民众都以胆战心惊的眼光看着他们。而宪政制度中的政治家，他们则不然，他们好像动物园铁笼中囚兽，任凭观赏者指指点点。我们当然不会怕笼中之兽，因为知道他们不会用血盆大口吞噬我们，就像我的花园里的小松鼠，牠知道我们不会伤害牠。可见人的安全感和动物的安全感不同，动物是基于本能和经验信任对人类形成安全感，而人则必须靠对制度的信任而形成安全感。

科学家，艺术家们，就象离群索居的野鹤，讨厌熙熙攘攘的人流。他们只孤独地、高高地盘旋在苍茫的云天，享受着他们的孤独。但在西方，在沙滩上，在酒吧的角落，在网络幽处，你会发现，更多的人愿意像科学家们那样享受孤独，在晒太阳，在阅读、在冥想、在和情人或朋友交流私密。

从某种意义上讲，孤独是一种高贵的品质，也是一种内心的安详和强大、是一种完全的自由和智慧。无论动物界还是人类，抱团取暖的、喜欢喧闹的，往往都是低端的物种或群体。高贵的孤独需要有前提，即独立、安全和富足。高贵的孤独中涌出的思考，是自由的奔放，是睿智的火花，是人性的光辉。否则孤独就是一种痛苦、一种煎熬，就如国内很多人、特别是年青人现在的孤独，我以为不是愉快欣然的孤独，而是蜷伏在出租屋内的无助无聊。

文化和富裕沉淀在人的行为中，也可以看的泾渭分明。在伦敦，你会看到俄罗斯、东欧、东南亚、香港的大批富家弟子，乘坐专机上私立中学。一放假，他们就飞回私家别墅度假，甚至他们都看不起那些英国一到假期就勤工俭学的富家子。而那些英国的富家子，他们大学课余，往往都要打工。所以你在餐馆看到有些金发碧眼、气质优雅的年青服务员，你千万不要俯视她们，说不定你出了餐馆，正好恰逢下班的她，开着几百万的跑车，向你微笑告别。这些孩子并不是缺钱，这是他们传承的文化。他们文化认为，把财富留给孩子是一种罪恶，因为这会剥夺孩子在追求财富过程中的快乐，而追求财富的过程比结果对孩子更重要、更宝贵。我因此肃然起敬，至少我的文化不如此。即便我的文化如此，我也不敢让我的孩子冒这个险，社会分层和内卷，在我的社会、和我的经验中，是令人不寒而栗的。所以遗产可能是一种给与孩子的安全担保，也可能是一种剥夺孩子快乐的负担。

我的父母没有给我留下多少物质财富，这也是我这一代的普遍现象，这是一个经历周期性财富聚散的不稳定社会中特有现象。但我的一生，从来没有因为父母没有留下财富而有过抱怨或遗憾，即便我们儿时饿过肚子，没有受到完整优质的义务教育。我们有伤感有遗憾，但没有抱怨，知道那不是父母的错。而且我们确实在追求财富、追求成长的过程中得到快乐、得到享受。

当然贫穷和恐惧，以及世俗，会在我们父母、也包括我们身上，打下深深的认知烙印，也会限制他们或我们的想象。所以我知道，我们是匍匐在父辈佝偻的背上，抚摸着父辈肩脖上的伤痕沉重前行的。我知道，我的孩子亦如此，也没有骑在马斯克肩上的孩子那般幸运、我的孩子也一定承接着我的认知局限。

我所欣慰的是，父辈是历尽磨难而侥幸善终、我则历经诱惑而可能侥幸善终。但与父辈相比，因为时代的差别，我吃得苦要比父辈少得多。但我的心路，可能比父辈的心路还要弯曲绵长一些。因为父辈的一生，承受着不断的政治运动和生存压力，使得他们无暇沿着自己的心路回溯，更无暇舔舐人生给他们的无数创痛，而我则有大把的闲暇，在衣食无忧的状态中，反复检视和解剖我的时代和我自己。

我很欣慰，我的父辈是幸运的，因为他们有我们作为传承。我们也是幸运的，因为我们既有父辈的庇佑，有父辈给与我们的精神衣钵，也有已经长大成人的孩子作为传承。

当然，在这个新的社会轮回即将到来的不确定的大环境中，我更庆幸，通过自律、选择和运气，我终于可以让孩子摆脱了紧箍着这个国家大多数家庭身上的轮回魔咒。当然我也有遗憾，那就是，孩子和他们的孩子，在文明的世代里前行到很远处，可能就很难再看清原生世代中的传承路径，这对侵淫着传统文化执念的我们，也不无鱼乎、熊掌乎的两难之纠结。

当然，我们更多的还是幸运，首先是时代的幸运，次之是家庭的幸运，再之是遗传的幸运，最后是方向的幸运。四个幸运的交汇，终于使我们这大半生孜孜不倦的努力、茕茕独立的反省，于老之将至，沉淀出青胜于蓝的累累收获，成为我们莫大依托和精神慰藉。所以，我于感慨人生时，总喜欢吟咏唐朝诗人罗隐的两句诗来表达心情，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时与运，对我们这一代人，是何其重要、何其神奇。但是正常的社会，给孩子的，应当是稳定的、永恒的时和运环境，为什么不呢？

黑格尔说过，维也纳的猫头鹰总是在黄昏时起飞。忽然我的思绪于喃喃间，飞翔于我心底的高处，在那里，我俯瞰我的父辈、和我、和我孩子的人生路，我分明看到，那其实是一条路，是一块纹理清晰，严丝合缝的的完整拼图。

归去来兮，重要的不是躯体的归去来兮，而是精神的归去来兮，那才是脚踏实地的归去来兮，尘埃落定的归去来兮。让我且歌、且泣、且行，继续在黄昏中蹒跚独步，找寻我的枯藤和老树、我的小桥和流水，找寻安放我的精神和永恒的来处和归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