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与几个还有点文乎情结的朋友小聚，谈笑间说到《人民的名义》，有位朋友忽然笑道，那个周梅森的《人民的名义》，其实只写出现实的十之一二，另外一位朋友接着开玩笑说，如果你老兄来写，可以写出十之六七。我不禁哑然，十之六七，我大概也写不出来，但假如我努力去写，十之四五，或许我还是可以写出来的。理由嘛，也不是三言两语可以概括，或许要涉及自己跨度飘忽的、囫囵吞枣般的专业转换，和自己年轻时经历的那许多稚气但充满理想主义的时空故事。

　　七八年高考时，因为当时学校没有开历史和地理，所以我这个显然是文科比较发达的学生，只能被迫挤在理工科的羊肠小道上，尽管那时的口号是，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但对于我而言，却实在有点痛苦，因为实在不是我所喜所长，自然我根本没想到去念数学系。如果理工科里让我选一门差强人意的的话，可能化学还说得过去，因为我的背功似乎还算在正常智力的水平。英语最糟糕，举个例子，我们年级那年英语高考成绩大部分都是8分，原因何在？因为只作为参考分，大家也学得太烂，都不准备考，而班主任不允许，要求一定考。英语老师告诉我们，你们不会做也没关系，有30分单项选择题，你们可以随便选一个，至少也有四分之一对的机会。所以我们考前听了班上英语最好的同学话，统一选了一个，已经记不清是a选项还是d选项了。那天英语考试场面甚为震撼，考试开始时，一分钟内，一片刷刷打钩的声音，一分钟后，全体停笔，眼睛全部凝视坐在前排的那个英语最好的同学。当他在半小时后站起来交卷的时候，所有同学也不约而同地站起来。

　　我的数学嘛、可能比物理强一点，但在年级里，只能是中等略上一点，靠文科的显著优势，勉强在年级的前五排名中附骥于尾。说一个笑话，高考前，连三垂线定理也不会证明。所以数学考试，我面对那一半以上不会做的题目，心里是满满的苦涩，而又是满满的无奈，因为那就是自己的真实水平。

　　但是，运气还是来了，在监考老师通知还有十分钟交卷时，我放弃前面已经几次三番折腾无果的必答题，把眼睛盯在两道各20分的附加题上，一道已经全然记不清了，另一道是三角题，应该是一个正弦余弦函数的倍角公式换算，我当时想，反正只有十分钟，死马当活马医吧，就把剩余时间押在这道题上吧。

　　而后时间滴答滴答过去，毫无头绪，我茫然地看到监考老师宣布准备交卷，绝望地闭上眼睛，重重地扔下笔，但也就在我闭上眼睛的刹那间，真的有如电光火石，我突然想到了一个似乎可行的方法。于是疯狂地拿起笔，想揪住那灵感的尾巴。当监考老师走到我面前时，我头没有抬，喊了一声某老师（恕我忘恩负义，我实在想不起这位老师的名字和模样，但肯定是我的科任老师），你先收别的同学卷子，我还有几个步骤就好。接下来两分钟做完，我又压住心头砰砰的狂跳，检查一遍未完，监考老师又站在我的桌前，我没有理他，自顾自检查，直到他把手抓住我的卷子，那一刻，我知道他也不忍，满是同情的眼神。交完卷，我狂奔向学校最后一排平房，那是我数学老师的家，找到潘老师后，我刷刷把那道题重新做了一遍，带着等待上帝末日宣判的忐忑，看着我的老师，看着他轻轻抖着睫毛和微微翕动的嘴唇，终于我看到潘老师点头、看到他笑了。

　　最后的得分是72分，我那个年级数学似乎没有一个及格，我也成为我们年级的那一年唯一录取的本科生，仅仅过本科线5分。于是我混进了数学系，这个我从来没有梦想过的专业。

　　而后的数学系的学习分两个阶段，前两年，因为对校徽的虚荣还没有褪色，我还是蹈规循矩地读书的，那时的学风也是不错，我们在数学系红楼四楼，每个晚上十点，你从足球场环视西面的数学楼、北面的英语楼，东面的化学楼，你会发现化学楼在黑夜里经常悄无声息，英语楼里却歌声、笑声、琴声，响成一片。而数学楼灯火最为璀璨而静谥，每个教室都是70、80人座无虚席，要到晚自修结束的铃声响起，那一片静谥才会突然苏醒，你会听到突然沸腾的无数座椅移动声，听到压抑许久的雄浑的歌和女生的娇笑。而后，熄灯铃后，灯光次第熄灭，青春的校园此刻才会酣然入梦。

　　至今很怀念那个没有独立思想，修道院般按部就班学习的两年，我的科学思维的功底，主要得益于这两年积累。而后的两年，我就不再安分守己了，不是写些无病呻吟的东西，就是跑到观前街上的苏州工人文化宫听文学讲座，还有就是几个毛头小伙子，胸怀理想，在校园内小河边，假山旁自作多情地忧国忧民了。当然现在俯瞰这个阶段，恰恰在天真和幼稚中，不知不觉构建了自己的作为人文领域里的基本价值体系和批判精神。回头看，我没有沿着理工男的常规路径前行，而最终走上一条与自己大学专业毫无关系的旁门左道上，此为肇始。

　　而后就是从大学的圣堂走向世俗的教书先生的理所当然的心路回归，一方面心不在焉地教授初中数学，一方面继续做自己的文学梦。后来终于走不通了，被从县中发配到一个当时算农村的中学。而后，我又只好理所当然地乞灵于自己在数学系前两年所学到的看家本领，决定考研究生。经过几年单位不同意考的较量，终于获得了一次允许考的机会，条件是，写保证书，只许考一次。考取成为“国家的人才”，考不取就“永远做某某乡的人才”。

这一次考试是我人生最艰难的一次，个中滋味至今我也不愿意回首那些细节，当时英语是最大障碍，确实大学英语没有好好学，进入师范，那时真的觉得研究生是一个高不可攀的名词，而且都觉得反正今后到中学教数学。英语混混即可。所以后来的人生，让我对记不清谁说的“年轻时梦想有多高，你人生就会飞翔多高”这句话，总有一种刻骨铭心的痛。所以，我给孩子最喋喋不休一句箴言就是，年轻时只要你敢于做梦，绝大多数一定会实现的。眼光、格局，往往在年轻时就决定了人与人的分野，只是到你明白时，往往已经木已成舟。家长对孩子的责任，最重要是要明白，你的眼光和格局，是孩子眼光和格局的基础，或者说孩子的眼光和格局，是站在家长的肩上。在一个国家和社会都似乎指望不上的环境里，家庭对孩子扬长避短的自我规划，尤其是眼光和格局的规划至关重要。

　　匆匆的复习，在每天需要批改的两大叠数学作业的陪伴下，艰难地并行。到了填报学校时，最后筛选出两所大学研究生班。之所以这样选择，是因为那个保证书是高悬在自己头颅上的达摩之剑。一次，呵呵，我只有一次可以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回头想，当初的自己又是何等地被体制所束缚，其实在86年之后，中国的改革开放的洪流，只要自己有决心，又何愁没有自我救赎的机会？但那个时候，就是井底之蛙的眼光和格局，因此也就只有华山这一条崎岖小道了。我的小算盘是，所选专业必须考我自以为自己的强项，数学分析、高等代数和实变函数，又必须该校没有数学系毕业生参加竞争，而且要报研究生班，人数较多确保考取概率。这样一选，就剩下两个学校，无法决策，搞得那几天颇有点选生还是选死的壮烈味道，最后无奈通过掷硬币的方式选择了大连。

　　考点在河海大学，考试也是一波三折，头一天晚上早早休息，本指望休息好，第二天精力充沛。但事与愿违，头脑里始终回旋一个坚定的声音，你只有一次机会，一定要珍惜！声音越来越强，自然无眠，十二点后，我终于第一次服用安眠药，结果很悲催，根本无效。直到听到远处几声鸡鸣，我简直欲哭无泪。考试也很悲剧，上午考数学分析，我自以为自己准备最充分的，结果八道考题，我认为做对的只有三道，真是辜负了我做的吉米多维奇的那本足有五个厘米厚的几千道题的习题集。下午考英语，更是天要灭我，把最简单的英译汉这一项十分整个漏做。一算英语考不到50分，而当时教育部规定英语低于50分，不予录取，还有一道线，就是有两门课不及格也不予录取，我一算，英语低于50，数学分析肯定不及格，还考什么？

　　回到房间，我收拾行李就准备走，同寝室的考生，我记不得名字，只知道他报考昆明工学院，很瘦个不高、略略有点驼背。他惊讶地问我干什么？我说不考了，他更惊讶，再问为什么，我突然失控，冲他大声咆哮，管你什么事？

　　正常的情况下，后面应该发生什么应该没有什么悬念，但是，人生的悲欢离合往往就在这个但是。那位一夜同居的考生，那位我不知名又至今没有寻觅到的朋友，他没有生气，没有再问，默默地帮我提了一只包，说我送送你。路上两个人都默默无语，出了河海的东门，跨过马路，到了公交站台。等车时，我似乎冷静了一点，说谢谢你，我考砸了不想再考。他说，既然来了，就应该考完，至少体会一下，为再考积累经验。我突然又控制不住，说我和你不一样，我写了保证书，今年不取，就不能再考。他看着我，狠狠地骂了几句粗话，当然是问候我单位的。然后他说，这些领导没有一个是好东西，我前年没考取，去年就是不让我考，我和他们吵，天天下班到院长家里面讲道理，但是没用。今年我原以为也不会同意我考，没想到新调来了一个院长，他却支持我考。讲完，他嘿嘿地笑起来。

　　我默然，默然，心里想，你小子运气好，我没有你的运气。他似乎读懂我的心思，看着我的眼睛，认真地说，如果万一有运气，但你没有准备好，岂不可惜？

　　我定定地看着他，那一刻心念百转，他依然看着我，嘿嘿地憨笑，我也不由笑了。我们两人大笑往回走，他说今天他也不复习了，一起到河海礼堂看电影，到小馆子喝啤酒。他根本不能喝酒，半瓶啤酒就脸红了，晚上九点我们就呼呼大睡。

　　第二天，一切都变了，高等代数和实变函数，没有一题我不会做，尽管还是扣了不少分，但也都是80分以上，算高分了。到了学校，第一次英语课后，那位叫安新教授嘲笑我说，你的英语不行，只考了48分，是我给你改到51分，你们老师说50分就可以，我说50分太难看，给51分吧。

　　后来我向指导老师说感谢时，导师幽幽地说，280多人考，录取的15人，你是第9名，我翻来覆去想把你数学分析考卷的步骤分数加上来，怎么也加不到60分。你们邹老师说，不用加了，人家高等代数和实变函数考得那样，分析肯定是失手了，能力肯定没问题，給60得了，所以我就直接给了你60分。

　　人生有时就是这样，在最关键时候帮助你的人，你却无以回报，无需回报，甚至不知名，不知其在天涯何处。每每想起这些人、这些事，我总有些惆怅，我感谢他们，但却没有如他们期待，能够留校来传承他们的精神和事业，在他们眼里，我是不是也有点忘恩负义呢？我怎么谢，才是真的感谢？或许真的爱、真的情谊、真的帮助，是根本不需要感谢的，至少人家施恩于你，根本就没有图你的所谓感谢。对那些真的爱、真的情谊、真的帮助，最好的感谢，是长存于你的心际，给你一种向善的决心和动力，并以他们为榜样，可以舍得放弃一些蝇头小利，把这种善传承到需要你帮助的人或事。我也不知道，如今的学子，当你们报考研究生时，你们是否能够际遇到与我一样的导师和素不相识的朋友呢？

　　阅读《沧浪之水》，应该是2003年，那是我从幼稚的理想主义转向实用主义的一个里程节点，其实到97年决定考律师资格，已经是我20年的幼稚的理想主义划上阶段性句号的标志，但《沧浪之水》确实是在安放我的幼稚的理想主义的棺椁上的最后一根铆钉。此距离我积累敢于蔑视周梅森思想之浅薄的底气和实践，还是有另外一个近20年的长长的思想漫步，此应该是后话， 本札记有些走题，或许只能算是个闲话人生的开篇吧。